新书《潜变与延续：当代温州基督教的历史形塑》
倪步晓博士近日为新书《潜变与延续：当代温州基督教的历史形塑》举行分享会。他研究了1949至1999年间的中国本土基督徒群体，尝试将”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信徒中心论”两种史学范式结合。
为补充学界常用的”延续与断裂”框架，该书引入”潜变”的新视角，追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剧烈的社会转型之下，温州基督教在政治宣传和各类运动中面临著资源的断裂。他们是如何实现信仰的本土化推进，并塑群体身份认同？
1949-1976 改造压力下的信仰重塑
倪步晓博士首先分析了五十年代”改造压力下的潜变与延续”。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温州教会经历了产业国有化和领导层调整，生存空间系于效忠政治的表态。但研究历史档案时，他发现地方政策执行中出现”治理策略的空泛化”，官方文件承认改造工作”基础薄弱”，意外为1954至1956年间地方教会生活提供了空间，聚会、受洗、培灵会等活动都呈现增长态势。
随后1956至1957年上半年的”双百方针”时期，宗教活动获得短暂的公开扩张。倪博士发现一有趣现象：政府为统战教育而召集青年政治学习意外成为青年人彼此连接的契机，为日后跨宗派的地下教会网络埋下了伏笔。1957年反右运动后，教会公开活动虽遭重创，但倪博士通过”香港宣道书局”的档案发现当时有温州信徒通过书信与香港联系，成功获取了灵修读物，证明了即便在严密的审查之下，地下的信仰资源仍在流通和共用。
倪步晓博士将接下来的1959年到1976年称为”后宗派的信仰建构时期”。高压环境意外催生了”去建制、去中心化”的信仰形态。政府对家庭聚会”暂不公开干涉，但不承认”的”双轨口径”，以及遏制专业教牧人员发展的策略，反促使家庭聚会网终规模更小、流动性更强，并催生了以平信徒领导的模式。
特别是在1970后的文革后期，由于地方治理一度瘫痪，以地缘为基础的平信徒议事网路开始涌现，并呈现出去中心化治理与青年领袖化现象。倪博士强调，这一时期的信仰形态由三大核心要素支撑：一是”灵恩”——如方言、医治、异象等可感知的神圣经验，用以弥补制度的匮乏；二是”受苦神学”，将政治压力转化为灵性成长的叙事，创造出高凝聚力的群体身份；三是”末世论”，为信徒在苦难中提供了意义框架和行动韧性。
强韧复兴的动力：四大复兴内在引擎
学界普遍将80年代出现信仰复兴归因于”政策松动”。倪步晓博士挑战了此单一解释。他指”复兴”（Revival）本意为”苏醒”，意味著”它曾经发展过，只是在某个时期衰落、受限、不被看见或转入地下”，因此他认为这时期的复兴是70年代家庭聚会模式的”一次公开化升级”，是基层信徒自下而上推动的结果。他指出，档案与口述史均显示在1982年”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正式出台前，温州信徒已开始恢复聚会，地方政府对此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倪步晓博士认为，这场强韧复兴的动力归结为”四大内在引擎”：
首先是社群结构。倪博士指出，温州人非常注重熟人关系，在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其信仰过代际自然地传递，父母对子女的信仰嘱托成为许多在外经商的温州人遭遇困境时的精神支柱。信仰实践通过饭前祷告、睡前祷告等日常仪式根植于家族记忆中。此外信徒开始将十字架挂在家门口，将私人的信仰转化为公开的家庭身份标识，这种外显化的信仰在熟人社会中极具穿透力。而信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更催生了”福音村”这一独特的地方社会形态。教会甚至承担了调解过往村落械斗、灾后重建等提供公共品的社会功能，从而在地方上赢得了”守规矩”的社会声誉。
二，女性力量：倪步晓博士分析，无论是从情感支持、经济奉献还是祈祷实践来看，女性都是温州教会复兴的主力。资料显示当时教会中八成以上是女性。她们是晨更祷告、通宵祷告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家庭探访的核心力量。她们将个人的苦难如疾病、家庭矛盾等在聚会中转化为公开的见证，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情感支援系统，进而带动整个家庭和亲属的集体归信。在温州，妻子先信主，然后通过长期的代祷和品格转化来带领丈夫归信极为普遍，极大提升了家庭的转化率。倪博士还提及”马大效应”——女性承担了教会大量后勤、奉献和支持性工作，她们重塑了教会的性别分工和属灵传统，成为整个教会增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推力。
三，独特的财富观念。温州基督徒商人独特的文化有利于教会的扩张。勤劳致富被视为荣耀上帝的方式，而奉献则能带来蒙福」。这种将世俗的财富「圣化」，或将其转化为一种群体的象征资本的观念。温州基督徒商人们支援建立教堂、从事慈善、支援宣教，不仅为温州教会的快速扩张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温州基督徒商人的商业行为赋予了神圣的合法性。
四，义工传道模式：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没有薪水的全时间平信徒成为讲台和牧养的主力，形成了低成本、高弹性的扩张机制。一个牧师配搭数十位义工传道人的模式在当时十分普遍，有效应对了信徒的爆发式增长。更重要的是义工的社会职业身份（如商人、工人、农民）降低了教会与外部世界的隔阂，使”神圣”与”世俗”在他们身上糅合在一起，提升了他们在建立教堂等事务中与地方人士协商、周旋的能力。
此外，倪步晓博士还指出，”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资料上的幻觉”。他从两个层面解构了这一说法。首先是统计口径的差异，基督教通常以”受洗信徒”为单位，而佛道教则常以”神职人员”为单位，且其信众身份具有多元和融合的特征，难以精确统计；其次是建筑比较的误区，将数量庞大的家庭聚会点与大型的寺庙建筑进行数量对比，本身并不对等。
他引用学界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温州的佛道教和民间信仰同样在强劲复兴，这说明宗教复兴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非基督教独有。温州基督教的兴起并非对民间信仰的”断裂”，而更像是一种”宗教资本转移”下的”实用整合”，它保留了原有的文化资本，并以基督教的语言对其进行了重塑。
结论与反思：”低制度、高实践”的地方模式
在分享的最后，倪步晓博士对其研究进行了总结：”1949至1999年的温州教会经验并非『西方宗派的简单再版』，而是以『言说』与『灵性』为核心构建起的一种『低制度、高实践』的地方性模式。”这一模式的”低制度”特征，体现在其去中心化、去建制化的组织形态，依赖平信徒和义工而非层级化的圣职体系；而”高实践”则体现在信徒对祈祷、见证、奉献、传福音等信仰行动的高度投入。
倪步晓博士说：”复兴的本质是一项『社群工程』，而非单一的宗教效应。”理解温州基督教的繁荣，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教关系的宏观框架，而必须深入其内部，看到它是由社群结构、女性力量、财富观念和义工制度这四大引擎共同驱动的社会性建构。这一套”后宗派、地方化、实用导向”的模式，长期塑造著温州地方教会的信仰形态。其中，”后宗派”并非指宗派传统的完全消失，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超越原有宗派壁垒的、以地方经验为基础的新共识；”地方化”则根植于温州独特的熟人社会与商人文化；”实用导向”则表现为信仰紧密围绕信徒的日常需求与苦难经历，提供情感支援与功能性解决方案。
然而，倪步晓博士也指出了这一模式内含的张力。他认为当制度缺位时，”讲台的言说力”与”灵性的实践力”虽能构筑起稳定的在地生态，但也带来了灵恩化与人才培养路径单一化的内在挑战。”灵恩化”可能导致对神圣经验的过度依赖，而”人才培养路径单一化”则指义工模式在应对复杂社会议题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倪步晓博士亦就历史研究对当下的启示，强调历史虽无法提供直接的应对策略，但能提供生存智慧。他认为，相比探讨”生存策略”，当下更应思考”发展模式”，并敏锐地指出了牧者守护有形教会与信徒追求内在体验这两种不同关怀点的并存与张力。最后，他的研究指向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温州教会如何在不削弱既有灵性动员力的前提下，温和地导入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以完成”第二次在地化”的更新。
《潜变与延续：当代温州基督教的历史形塑》
《潜变与延续：当代温州基督教的历史形塑》一书在2025年9月15日由建道神学院出版，作者倪步晓博士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现为建道神学院神学研究部助理教授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包括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西差会档案与跨文化传播、中国基督教信仰传统等。著有《明辩论道：王明道的思想溯源》（2015）、《差传、基要与自立实践：基督教宣道会华中教区的宗教传播及其身份建构的探析（1889-1951）》（2022），编著《时代的回响：王明道日记中的信仰光谱》（2025）等，研究成果还包括已发表的数十篇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