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以来，海外华人学生工作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北美尤为明显。本文的目的是要尝试从整个北美华人教会发展的角度，探讨学生工作的发展经过，特别注意到北美查经班的思想型态，及它与华人教会的关系。
以学生工作本身而言，北美中国学生工作并非近30年才有的事。根据现存文献的记载，北美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便是基督徒—容闿、黄胜及黄宽（注1）。而远在1908至1910年间，当年留学生的余日章、王正廷等也发起过留美中国基督徒学生协会，办过夏令营，出版过留美青年季刊，至1949年美国怀疑它被共 产 党学生渗透始下令解散（注2）。不过，在1950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回国服务，而且人数不多，他们对北美华人教会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本文内容，主要根据一些刊物，加上访问几位与学生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前辈及兄姐妹（注3），以及自己个人的观察，难免有主观及以偏概全的毛病，希望以后有人可根据更详尽资料加以补充更正。
一、萌芽期：学生潮与学生事工的兴起（1950—1961年）
由于大陆 政 权的易手及紧随着的韩 战，那时候5，000名左右的中国留美学生大多被迫滞留在美国，到了五零年代的下半，由于东南亚政治不稳定，加上台湾缺少学术研究的机会，香港大学的学位又有限而且费用昂贵，港台两地的学生开始来美留学。在这学生潮中，我们看到查经班在北美各地应运而生。
据笔者所知，第一个北美查经班，是1950年在纽约的一些中国基督徒所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团契”，根据谢扶雅的记载，它成立的目的是要“统述顾 子仁的兴 趣”（注4）。按顾氏曾任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干事；若谢氏正确反映当时团契的目的，那么它的成立似乎表示五零年代以前的学生工作虽因政治 因素结束，它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消失。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1952至1957年间，金陵神学院基金会确曾在纽约、费城、芝加哥及波士顿、西雅图等五地工作，也举办过夏令会。
从整个学生工作运动而言，30年来的主力显然不是所谓“大宗派”的教会，而是“福音派”的人士。1947年，中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总干事赵 君 影担任国际福音派学生团契远东区总干事，次年即在美国各地探访中国教会与留学生；大陆变 色后，他又曾在1952及1954年两度访美。正式在学生中工作的，则是司徒巨动，他在1952年一面读书，一面在改革宗教会兼职，在学生中工作，此后，1955年，蔡锡惠成为万国学生会同工，并在费城及华盛顿工作。可见福音派学生工作的开始，明显地与政局有关，也与美国教会机构有联系。
从早期的《使者》杂志，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学生工作成立最基本的原因（注5）。第一是由于留美学生中有不少基督徒，其中有部分是藉宣教师的介绍来美的。他们的语言不流畅，在异域人地生疏，信仰、学业都产生危机，需要照顾与培养；其次是这些学生希望可以负担起传福音的责任。基本上，他们假定了一种“寄居心态”，认为他们只是暂时停留在美国的人，终有一天会回到中国。
在实际工作方面，万国学生会主要开始了四方面的工作：1957年开始的夏令会，《使者》杂志的出版，又在华盛顿成立办公室，并成立当地教会，以及建学生招待所。
第一个由国人支持和管理的学生工作机构，则是赵 君 影在洛杉矶成立的中华归主协会。这协会工作也与万国学生会相似—协助各地的查经班，成立教会，出版刊物。
加拿大方面的发展则与美国稍不一样。当地有赵士昌和几位宣道会的宣教师如包忠杰等合作，于1959年开始举办冬令会，协助各地查经班，使加拿大学生工作自此以后成为宣道会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学生自动组织、学生工作机构协助的情形下，我们发现1961年春使者季刊中已出现30个左右的查经班，这些查经班遍布美东、美中、西部及加拿大。每个查经班开始的聚会人数，由三五人至十人左右，特别聚会时间可达40余人。韩伟、章长基、许光导、李志航、楼铠等都是当年活跃的人物。查经班分布如下：
加拿大：Ottawa、Montreal、Toronto、Winnipeg Edmontonz、Brandon、Saskatoon，Regina
美东：Boston、Philadelphia，New York，New Brunswick，Washington D.C.，Ithaca，University of Maryland
美中：Carbondale、St Louis，Champaign，Holland（Michigan)，East Lansing，Ann Arbor，Detroit，Columbus (Ohio)，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美西：Los Angeles
二、成长期：组织、布道与联系（1961—1972年）
在这时期中，学生潮继续涌现。1969年，留美中国学生已达二万名左右。1968年香港的暴 乱，使香港来美的学生数目剧增。由于同时期港台两地学生福音工作蓬勃，留学生中基督徒为数不少。由1961年至1970年，北美查经班由30个增至100多个，教会数目也由1952年的62间增至1970年的200至250间左右。
这段时期学生工作的一个主要特色，可说是实行真正的自主、自养与自传。1961年，王永信在底特律成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工作包括布道、文字、影音与人才训练。但它活动的范围，则自开始便比中华归主协会更明显地超出学生工作之外。
美国东部的学生工作在这段期间也有新的发展。蔡锡惠与周主培在1963年成立基督使者协会。根据周主培的回顾，它的工作主要有二方面：一方面成立查经班，领人归主，查考神的话，寻求神的话，寻求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一方面透过退修会和文字工作及差传工作等，来栽培中国留学生的灵性（注6）。到这时为止，美国东、中、西部各有了一个中国学生工作机构。不过此后中华归主协会逐渐由学生工作转向发展教会，到1970年事工已很少接触到学生。
至于加拿大方面，这时期并没有出现独立的学生工作机构。但使者协会和中信都在加拿大工作，而1959年开始的冬令会也在六零年代交给学生主办，Winnipeg的学生们更主办了一份纯粹学生的刊物—《泉源》（1966年开始），该刊在某意义上已成为一个加拿大中国基督徒的刊物。这刊物主要的目的也是传福音及见证、培灵，但较注重不信者理性上的难题。
这时期学生工作在量的增长上相当大。这增长不仅反映在查经班数目的增加，也表现在个别查经班的人数及各地冬令营和夏令会的人数上面。在个别查经班方面，当时的估计是，参加人数约为当地学生人数的十分之一，不少查经班分国、粤、英三组。增长的主因，似乎是因留学生在北美遭遇到不小的经济、学业、生活的压力，而查经班除了解决灵性上的需要外，也成为当地的“中国同乡会”，是留学生活动与联络中心。
在质的方面，这时期的查经班则面临严重的问题。从《使者》刊登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查经班有一股反神学的风气。这种风气实际上引起的问题是：小组查经的讨论往往缺乏内容，而且遇到难题无法解决，因而“靠外来讲员、退修会、夏令会等得到培植，常会产生藉强心针维持生命的病态”。（注7）
另一个问题是现实的考验。学生工作开始时带领者是假定学生们学成后回国，也鼓励他们回国后投入全时间事奉。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回国的为数极少。不少人毕业后留在北美工作，一部分人流失，一部分陷于“车子、妻子、房子、儿子”的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成为建立北美中国教会的主力。
谈及学生工作，我们也不能不提及这段期间的学生们有一颗合一的心志。查经班于查经班之间，本来已藉着特别退修会有交换意见与消息的场所，1969年美国东部的一些查经班更开始了查经班双月刊，而1970年美国大专学生团契在Urbana举办的宣教大会，更成为一些有心人士合作的机会。从那次中国学生与学生工作者的聚会中，产生了1972年第一届北美福音会议的筹备小组，这也成为北美教会合一的桥梁。这可说是神奇妙的安排，也是北美学生工作无意中对教会的一个贡献。
三、发展期：增长与事奉（1972—1981年）
六零年代美国的学运对中国基督徒学生工作的冲突不小，但是七零年代尼克松访问及后来美国承认中共，美国与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以及经济的不景气却都有明显的影响。
这段时期查经班的数目，先是增加，然后减少。1973年有人估计北美查经班有200多个，1980年有人说达300个，但1983年使者协会的名单上则仅有175个查经班。不过，这数字的减少并不表示学生工作的衰退，而是因为许多查经班成为独立的教会。
若以各区特别聚会的人数为标准，这时期的学生工作在量的方面似乎没有减少。1972年加拿大东部夏令会开始时仅有40人左右参加，10年内增至635人；同年，（1981年）加拿大西部的冬令会则有719人。在美国，1973年开始的西南区冬令会在1980年也增至200人。虽然使者协会主办的夏令会自1972年后有减少的趋势，纽约区的一个夏令会却达至千人之上。
在工作的对象方面，这时期开始有了转变。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助学金数额减少，整个学生团体也相对的比较年轻，较富有。1960年代的方法不再全然适用。
另一个特征是这时期比以前注重质的增长。美西冬令会与使者夏令会同在1972年采用专题讲座。美西冬令会更明显地变了性质，从“团契与布道”转为“装备信徒”，使者杂志在七零年代更引进不少神学专栏及科学和信仰的探讨。可惜的是，当李志航发表了篇讨论《乔舒亚记》长日记载的文章时，有人有不好的反应，这说明学生工作中仍有极端守旧的份子（注8）。而1977年与1978年间，有人在纽约与加州分别调查青年信徒情况时，也不约而同地发现教会青年训练不足（注9）。
在宣教方面，这时期有新的突破。承接着六零年代末期的短期宣教计划，使者协会又推动“东南亚传道基金”，1973年改称北美信徒传道基金，那一年夏天学生们认捐了14，000多元。中信自1975年也成立差传部门，1978年组织了北美差传会。在东南亚方面，这段时期台湾的中原理工学院，香港的突破中心及中国神学研究院也都是留学生回国服务的象征。七零年代末期，美加移民政策的改变更使一些人自愿地，或半被迫地回原居地服务。
在北美，学生工作的成果更加显著。加拿大宣道会在1972年至1979年成立了一间教会，起码有四间与Winnipeg的毕业生的贡献有关。另一方面，这时期也开始出现一些毕业生支持的新工作：文字工作、医务差传、大众传播，以及研究分析的机构。在这转变中，华人基督徒的主力—人力、财力、灵力，也渐渐由查经班移向教会。
也许是这个缘故，学生工作与教会的关系在好几个场合也都成为关注的对象。这两者的冲突可说是港台两地六零年代冲突的延续，不过在北美更加尖锐化。它的症结在于基督徒在学生时代没有受到严格的真理训练，因此对教会真理观和事奉观没有深入的体会。
四、定型期：教会人才的摇篮？（1982年）
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与经验，学生工作者终于再次提出工作的目标与方向。在1983年5月，周戴维在《使者》杂志提出五个事奉的基本方针：事奉众教会、训练学生、普世差传、文字工作及平信徒动员（注10）。这一方面是延续以前的工作，同时也是针对新环境的对策。
在工作重估声中，加拿大华人宣道会在1982年8月底主办了一次北美华人宣教大会，以十万万灵魂为主题，有800多人参加，70多人献身。1983年底使者协会主办的“华人差传八三”，也是另一次盛会。
八零年代的后期，大批留学生和学者从中国大陆蜂拥至美国。这些人比较年轻，心胸开放，也很想探知基督教信仰和美国文化的关系。在各科学领域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基督徒的表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对基督徒爱心的关怀、基督教信仰的谈论演讲，或其它观光活动等，反应热烈。1989事 件，对大陆学生的福音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有些学生因此对基督徒所传的信息非常欣赏。北美许多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华人教会参加示威游行、支持学生，华人基督徒的社会群体意识，在这时候达到了极高峰。各地有许多针对89事件的特别聚会或专题讨论，一些特别为大陆留学生传福音的机构也纷纷成立。
结论
30多年来，我们看到掌管历史的神藉不同的政治局势带领着中国信徒，也拯救了不少知识分子。在这些年日中，学生工作的性质，由培灵布道转变为培养与布道，探索实际生活上各方面的问题。
在转变中，我们也看到两个固定的因素：学生人数在这些年来不断增加，而学生们自始至终也以普世宣教为己任。若以宣教使命为衡量的标准，我们不能否认学生们有所参与，但他们主要的贡献，显然是在与北美中国教会的建立，而这却不是原来的目标。在这奇特的发展下，我们可看到神的智慧，但却也不能不问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我们的异象不全然正确呢？抑或是我们经不起实际的考验，以致雷声大而雨点小？
从学生工作本身的发展而言，我们发现它先后要面对两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以及教会与查经班的关系。在未来的日子中，这两个重点仍然值得注意。此外，我们也要面临新的挑战：第一，当东南亚移民潮继续涌至，而本地土生青年又日渐成长时，“中国学生工作”如何容纳二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第二，如何协助那些成家立业的专业人士在职业上及教会中更有效地事奉？这是学生工作的范围吗？
愿神继续祝福学生工作，使它成为教会人才的摇篮。
注1：Chan Hok Lam,“Four Chinese Students of the Hong Kong Morrison Memorial School,”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eological and Languistic Studies (F.S.Drake.Organizer,Hong Kong,University Press,1967)，pp.282-287。
注2：见袁访贵，余日章传（香港，文艺，1970再版），22至23页，陈锡麟译，朱友渔自传（香港，文艺，1972），36及45页。
注3：被访问者包括赵君影牧师，司徒巨动牧师及韩伟博士。资料搜集有林慈信牧师、苏文峰及邱清泰弟兄协助。仅此致谢。
注4：谢扶雅，顾子仁与学运（香港，文艺，1973），114页。
注5：蔡锡惠，“中国海外基督徒学生圣工一览”使者V.4（1962），23页。
注6：周主培，“二十年来”使者XXV.2（1983），30页。
注7：见“社论”，使者XIII.1，2（1972），1页。
注8：见使者XVIII.1，2（1977），36页以下。
注9：Richard Yen，“Leadership Among Young Chinese Christians,Challenger (Nov.1977)，2-4；林慈信，“从一些统计数字看北美的中国青年信徒”使者XIX.5（1978）13至19页。
注10：周戴维，“同为基督使者”使者XXV.3（1983），34至45页。
